对：欲知帝王之心者，必考其所学之道；欲知帝王之治者，必观其所任之人。在昔唐虞三代之君，以若稽古之学迭相授受。舜之用中，尧实畀之；禹之执中，舜实畀之。其在成汤，所学者建中而已；其在文武，所学者皇极而已。所谓变诈之术，惨刻之法，未尝著之于心，宣之于口。是以治效纯粹，名声彰闻，载祀千百，峣然不可企及，则其所学之道为何如耶？若皋、夔，若契、稷，若伊尹、周公，咸以圣贤之资居辅弼之任。或陈九德，或谐八音，五教于此而敷，百谷于此而播。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，大勋足以光盟府之藏。是以都俞而万邦乂，优游而百度举。经传之所载，先民之所谈，铿鍧炳耀，荡人耳目。由今望之，若神人然，则其所任之人为何如耶！帝王既息，降及西汉。言治者必以文帝、宣帝为先，一时治绩，著在史册，班班可考。观其亲饰子女，结匈奴和亲之好，大明信义，致单于渭上之朝，偃兵息民，人以宁谧，可谓有意于抚绥万方矣。闻贾生之贤，则前夜半之席；嘉黄霸之治，则增颍川之秩。才能类进，众职修理，可谓有意于任用之术矣。开籍田以劝农，举孝弟以善俗。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可谓有意于设施之要矣。然究其始终，推其功效，往往得于此而失于彼，举其小而遗其大。故制度可修也，而文帝未尝修；德教可任也，而宣帝未尝任。彼岂惮于有为而甘于自弃与？盖其所学非帝王之道，而其所任非帝王之佐故也。何以言之？人君之所为系其所学，学于帝王则足以成帝王之治，学于驳杂则足以成驳杂之治。如符契之相合，如影响之相随，有不可掩者。文帝所学者何道也？刑名之道也。宣帝所学者何道也？杂霸之道也。夫惟二君所学如此，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？愚故曰：欲观帝王之心，必考其所学之道者此也。天下之大，非一人所能治，必有贤哲焉为之左右，然后可以大有为于当世。如股肱元首之相资，如风虎云龙之相从，有不可废者。文帝所相者何人也？木讷之绛侯，任气之申屠嘉而已。宣帝所相者何人也？好严之魏相，不事事之丙吉而已。夫惟二君所任如此，岂能继帝王之圣治乎？愚故曰：欲知帝王之治，必观其所任之人者此也。夫文、宣之学既如此，文、宣之佐又如彼，其有愧于三代之事业，不必学士大夫乃能知之，虽三尺之童亦知之矣，孰谓班固负良史之才，当笔削之任，而昧于此乎！请为先生申其说。夫周家之治起于文、武，而大备于成、康之时。汉氏之业创于高、惠，而涵养于文帝之世。然则成、康也，文帝也，皆守成之君也。孟坚于是称之曰「周云成、康，汉言文、景」，盖论其守成之时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、康也。必欲责文帝以礼乐庶事之备，其如无成、康之学何？其如无成、康之佐何？商、周中否，王业扫地，赖高宗、宣王而中兴。汉武穷兵，海内虚耗，赖宣帝而复振。然则高宗也，宣王也，宣帝也，皆中兴之君也。孟坚于是赞之曰「可谓中兴，侔德商宗、周宣」，盖论其中兴之效相类如此，非谓其心之所存，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、周也。必欲责宣帝以嘉靖商邦，明文、武之功业，其如无商、周之学何？其如无商、周之佐何？呜呼！世已远矣，二帝三王之不可复见矣。有君如文帝，如宣帝，犹以所学非其道，所任非其人，遂不足为纯粹之治，况于晋、唐之陵夷乎？必欲举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而又得皋、夔、稷、契、伊、周之臣，则千载一时，端在今日。恭惟主上扩帝王之量以抚宁方夏，体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，绵宇固已阜安，民心固已爱戴。方且日与一德大臣，缉熙百度，润色洪业，可谓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。算功见效，岂炎刘之君敢冀其万一哉？是以执事先生推《天保》报上之诚，作为问目，俾诸生兼举而毕陈之。夫西汉抚绥之方，任用之术，设施之要，凡得失优劣之可言者，愚盖详言于前矣。至于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，则遽数之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乃更仆未可终也。姑取诗人之颂以配当今之治，庶几乎美盛德形容之义。迹夫「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」，则《时迈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廪」，则《丰年》之颂可以形容矣。「郊祀天地，产祥降嘏」，则愿献《成命》之颂可乎？「设业设虡，肇新雅乐」，则愿献《有瞽》之颂可乎？籍田所以劝农也，何愧《载芟》之所作？原庙所以奉先也，何愧《丝衣》之所陈？兴崇太学，足以掩「在泮」之美。务农重谷，足以掩「在坰」之颂。至若躬祀太一，祈民福也；禁止渔捕，遂物性也；捐减田租，裕民力也；刊定法令，明国章也。是以仁增而益高，泽厚而愈深。欢颂沸腾，和气充溢。上焉日月星辰顺其序，下焉草木鸟兽安其生。自非吾君之仁，吾君之德，则何以臻兹？乃若运至化于一堂之上，纳生灵于太和之域，熙熙怡怡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谓帝力何有者，则又非诸生所能形容也。

为天下能示人以所可知，则民志定而天下理。夫人君不可有愚天下之心也。天下至繁至众，难齐而易紊者。吾欲俾之各得其所，无越于规矩准绳，此岂徒法之可为哉？是以古之王者，必使取舍好恶之意，宣布明达，坦然昭晰于天下，使匹夫匹妇之愚，亦皆知所避就。民志一定，所谓整齐之法，固已默行于其间，将不待屑屑治之辨之而自理矣。后之为人上者，君民之际，以机相示而以微相使，于是智者疑，愚者懵，吾法始不足以胜天下。不反己而咎人，此后世之通患也。荀卿子其能已于言乎？「上宣明则下治辨」，反本之论盖如此。尝观司马迁之论，谓「申、韩之学原于老子道德之意」。夫老子欲以无法治天下，申、韩卒以苛法乱天下。事固有不相侔而实相因者，不可不察也。老子所谓道德，本无大戾于圣人。惟其言圣人之所不敢言，而以微且隐者示天下，故其道遂偏而难用。夫微且隐者，固吾道之所有。而古先帝王则不敢以是而置夫人于不可知之地，且使夫人而有不可知，则彼将何所避就？其势必有非法之所能齐者。法不能齐，而顾曰吾法之未密，益求工于法，此申、韩之祸所由起也。呜呼，上非宣明，民将以愚之，此非欲以其微且隐示天下乎？而或者又从而和之，而藉口于「不可使知之」一语，曰「吾夫子尝有是矣」。夫子伤世道之微，斯民陷溺而难觉，故有「不可使知」之叹耳，岂真欲以愚其民哉？且天下之难，莫大于民志之不定，而欲行一切整齐之具，则固不知本者也。上之率下，好恶是非，不越两端而已。上之好，下之趋也。古先圣王明示其好恶之方，必使之宣布而无隐，明达而无疑，坦乎如置尊于通衢，昭乎如为的于天下。夫是以好恶明而民志定，官有常职，民有常业。所当治者，无不修举；所当辨者，无或紊乱。井井乎如农夫之有畔，绳绳乎如布帛之有幅。盖至于此，而吾之法制可不劳而自行。此反本之论也，荀卿子其必有以知之矣。卿当战国之末，时何时也？古之时惟恐民之不知，后之人惟恐民之或知。战国不足道也，自秦以来，类欲聋瞽其民，而思以独智微权，默运于其上者，盖千百年于此矣。且夫有机心者，必有险行。有险行者，必有匿政。漠然而出，幽然而入，愚者莫知适从，而智者揣摩以容顺，欲求其治辨难矣！此固为荀子之所为拳拳，而且及于「利宣不利周，利明不利幽」之说欤！今夫人之夜行也，左右踯躅，冒荆棘，缘崖谷，盖不胜其颠错之患。已而，东方明矣，则按辔徐行于九轨之道，而南辕北旆，将无求而不获。然则昔之治天下者，何异于大明之当天？而后之为天下者，何异于使人夜行也哉？虽然，道固有微而难见者也，圣人于《易》已著之矣。圣人以为是非斯民之所能知也，故即其理，寓之文，为制度之间，且明示其好恶，而吉凶动静，使民知所避就，而各得其所者，皆《易》之微意也。故虽曰「退藏于密」，而犹曰「与民共患」焉。圣人之于斯世，殆与天地同量矣。故并及之，以广荀卿子之未至。

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：州县者，百姓之根本；长吏者，州县之根本。根本危，则枝叶何以得安？故自古以来，置州郡必严其武备，设长吏必盛其侍卫，所以安百姓、卫朝廷也。秦灭六国，以为兵不复用，虽置郡守，而以御史监之，堕名城，销锋镝，故陈胜、吴广起，而郡县不能制，国随以亡。晋武帝平吴，悉罢州郡县兵，陶璜、山涛皆言州郡武备不可废。及永宁以后，盗贼群起，州郡无备，天下遂大乱。国朝置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为将率之官，凡州县兵马，其长吏未尝不同管辖。盖知州则一州之将，知县则一县之将也。熙宁中，谋臣建议分天下禁军，每数千为一将，别置将官以领之，训练差使抽那，一出其手。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、知县，皆不得关预。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，以充本州白直及诸般差使而已。凡设官分职，当上下相维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纪纲乃立。今为州县长及总管等官，而于所部士卒，有不相统摄，殆如路人者。至于仓库守宿、街市巡逻，亦皆乏人。虽于条有许差将下兵士者，而州县不得直差，须牒将官，将官往往占护，不肯差拨。万一有非常之变，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禦奸宄哉！臣目睹前宰相西京留守韩绛谒嵩山起建道埸，其将下禁军充白直者，于条不得出城经宿，所敢留者，剩员七八人而已。况僻小州县，其守禦之备、侍卫之众可知矣。臣当时乞悉罢将官，其逐州县禁军，并委长吏与总管等官同共提举教阅及诸多差使。其州县长吏所给白直，皆如嘉祐编敕以前之数。臣自上此文字，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。窃见今岁诸处多阙雨泽，盗贼颇多，州县全无武备，长吏侍卫单寡，禁军尽属将官，将官多与长吏争衡，长吏势力远出其下。万一有如李顺、王伦攻城陷邑之寇，或如王均、王则窃发肘腋之变，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邪？王者制治于未乱，保安于未危，岂可自恃太平之久，谓必无此等事邪？又自祖宗以来，诸军少曾在营，常分番往缘边及诸路屯驻驻泊，盖欲使之均劳逸、知艰难、识战斗、习山川。自置将官以来，茍非有所征讨，全将起发与将官偕行外，其馀常在本营，不复分番屯驻驻泊。饱食安坐，养成骄惰之性，岁月滋久，恐不可复用。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、准备差遣指使之类一二十人，而诸州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员数亦如旧，设官重复，虚费廪禄。凡将官之设，有害无利，天下晓军政者莫不知之。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，尽罢诸路将官。其禁军各委本州县长吏与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等管辖，一如未置将官以前之法。其诸州军兵马全少，不足守禦之处，量与立额招添。其守禦有备，而寇贼之发不能式遏，或弃城逃避，或率吏民迎贼，或歛民财赂贼，虽责之以死，彼亦甘心。今平居驺从且不能备，一旦寇至，责以死节，不亦难哉！取进止。

光再拜。自四月来，连于梦得处领三书，以无的便，久未之报。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。来书主釜斛论甚确，光寡学于钟律，实所不解，不足以辨是非。向者互相攻难，聊资戏笑耳。今若喋喋为报，乃是求胜而强相加，争言而竞后息，非素志也。且置是论，至于中和为养生作乐之本，此皆见于经传，非取诸光之胸臆，不可忽也。《诗》云：「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」。鹿得美草，犹呼其类共食之，况君子得美道，可不告其执友而共学之乎？何光区区仰告之勤，而景仁却之之坚，曾不熟察也。来示云：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言帝王中和之化行，则阴阳和，动植之类蕃，非为一身除病也」。夫和者，大则天地，中则帝王，下则匹夫，细则昆虫草木，皆不可须臾离者也。岂帝王则可行，而一身则不可行邪？人茍能无失中和，则无病，岂待已病然后除之邪？夫养生用中和，犹割鸡用牛刀，所益诚微，然生非中和，亦不可养也。譬如用勺水涤一器，景仁见而责之曰：「夫水之所以浮天载地，生育万物，汝何得用之涤器」？如此，则可乎不可乎？又云：「孟轲养浩然之气，言荣辱祸福不能动其心，非除病之谓也」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，茍不以中和养其志，气能浩然乎？苟气不浩然，则荣辱祸福交攻之，终日戚戚，陨穫充诎，能无病乎？孔子曰：「仁者寿」。又曰：「大德必得其寿」。彼仁与德，舍中和能为之乎？又云：「向之病，诚犹饮食过中，是过饮食之中，非中和也」。光诚愚，不知饮食之中非中和，更为何物也。光所愿者，欲景仁举措云为，造次颠沛，未始不存乎中和，岂于饮食独舍之乎？此则尤所不解也。夫中和之道，崇深闳远，无所不周，无所不容。人从之者，如鸟兽依林，去之者，如鱼虾出水。得失在此，于彼奚损益焉？而光重复反覆言之，犹嘘温以助春，吹寒以佐冬，徒自困苦，夫何为哉？正身遇所忠爱，不能自默耳。夫己自未能力行，而遽以强人，此孔子所谓道听而涂说，宜人之未见信也。然景仁明如离朱，中和之益著于南山，岂景仁所不能睹哉？或者偶未之思耳。向者所蒙教诲，何敢忘之。但承其意，不承其术。谨当熟读《中庸》以代《素问》、《巢原》，熟读《乐记》以代《考工记》、《律历志》。庶几有得于桑榆，启发其端，皆自益友之赐也。至幸至幸，至感至感！不宣。光再拜景仁七兄左右。

太史公叙帝王则曰「本纪」，公侯传国则曰「世家」，公卿特起则曰「列传」，此其例也。其列孔子为世家，奚其进退无所据耶？孔子旅人也，栖栖衰季之世，无尺上之柄，此列之以传宜矣，曷为世家哉？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，其教化之盛，舄奕万世，故为之世家以抗之？又非极挚之论也。夫仲尼之才，帝王可也，何特公侯哉？仲尼之道，世天下可也，何特世其家哉？处之世家，仲尼之道不从而大；置之列传，仲尼之道不从而小。而迁也自乱其例，所谓多所抵牾者也。

问：盖闻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。然画一之禁、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；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尚未盛；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。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？朕欲参稽典册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。

臣对：臣闻有家法，有天下法，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，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。人君之与人臣，虽名分不同，而法有小大之异，至于能世守其法者，则皆曰权而已。人臣能执一家之权，守一家之法，以示其子孙，则必世为名家；人君能执天下之权，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，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，则必世为有道之国。盖法者治家、治天下之大具，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。今陛下亲屈至尊，廷集多士，访治道于清问之中，首以监于先王成宪、恪守祖宗之法为言，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，固已得之矣。臣获以一介草茅，与子大夫之列，仰承圣诏，其敢不展尽底蕴，茂明大对，以为陛下遵祖宗、守成法之献邪？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，亦曰揽权而已。尝谓君者天也，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以其聪明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。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能宪天聪明，体天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。天执天之权而为天，君执君之权而为君，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，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。以天道而王天下也，则谓之天王；以天德而子兆民也，则谓之天子；居九五正中之位，则谓之天位；享万寿无疆之禄，则谓之天禄；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，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，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，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。居曰天阙，器曰天仗，法曰天宪，诏曰天语。天之大不可以有加，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，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。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，体刚健之资，躬亲听断，动法祖宗。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，如天之雷风；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，如天之雨露。开众正之路，杜群枉之门，而万民莫不悦服者，如天之清明；为政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，如天之运行而不息。巍巍乎，荡荡乎，固不可以有加矣。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，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，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，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。臣伏读圣策，首以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」为言，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，列圣相授之道，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，在乎守成宪，遵祖宗，欲革今日之弊也。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，率自己出，则成宪有不难守，祖宗有不难法，时弊有不难革，天下有不难治，凡所以策臣者，皆不足为陛下忧矣。不然，陛下虽勤勤问之，臣虽譊譊诵之，无益也。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；自古善致治之君，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」者，箕子告武王之言也。「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至于无道，则自诸侯大夫出」者，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。谓「庆赏刑威曰君，君能制命为义」者，左氏记时人之言也。谓「堂陛不可以相陵，首足不可以相反」者，贾谊告文帝之言也。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三皇官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；五帝家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；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。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中兴之业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斋居决事，听断惟精，而神爵、五凤之治，号为吏称民安，功光祖宗、业垂后裔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建中兴之功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揽权纲，明慎政体，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，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，系隆我汉，同符高祖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开元之治者，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明皇锐于求治，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，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。帝自谓能行，由是励精为治，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。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元和之治者，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宪宗锐于致治，杜黄裳惧不得其要，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，帝嘉纳之，由是励精为治，纪律设张，赫然号中兴矣。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，收还福威之柄，运独化于陶钧，裁万机于独断，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，凛凛乎汉宣帝、光武、唐明皇、宪宗之上矣。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，非欲陛下衡石程书，如秦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，如隋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强明自任，亲治细事，不任宰相，如唐德宗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精于吏事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，如唐宣宗，而谓之揽权也。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，戒其所未然，操持把握，不可一日而少纵之，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，不至于下移而已。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莫若躬揽福威之权，欲揽福威之权，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。五经泛言治道，而《春秋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。陛下圣学高明，缉熙不倦，万机之暇，笃好此书，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，刊之琬琰，以诏学者矣。迩者，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，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，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。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，臣请为陛下诵之。《春秋》书王曰「天王」者，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；有书「王」不书「天」者，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。书朝、书会者，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；书侵、书伐者，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，书僣礼乱乐者，欲其收礼乐之权也；书僣赏滥罚者，欲其收赏罚之权也。权在诸侯，则讥之，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；权在大夫则刺之，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。先王人而后诸侯者，欲权在王人也；内中国而外夷狄者，欲权在中国也。书「盗」一字者，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；书「阍」一字者，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。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；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。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，行圣人之言，以是正天下之名分，以是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是成天下之事业，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、遵祖宗之法、革今日之弊邪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」。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，不以聪明自居，必欲行祖宗之法，以致中兴之治也。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，有存古则幸之之书，有复古则善之之书。经书「初献六羽」者，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。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。书「犹三望」者，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；书「犹朝于庙」者，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。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。襄公十一年，书「作三军」者，讥其变古也；昭公五年，书「舍中军」者，善其复古也。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无作聪明乱旧章」。《诗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」。汉惠帝用曹参，守萧何之法，而海内晏然。武帝用张汤，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，而盗贼半天下。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，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，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？我太祖、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真宗、仁宗至于列圣，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先正大臣若范质、赵普之徒，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在真宗时，有若李沆、王旦、寇准，在仁宗时，有若王曾、李迪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徒，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，其一曰遵祖宗训。二曰奉真考业。三曰祖宗艰难，不敢有坠。四曰真宗爱民，孝思感噎。故当时君圣臣良，持循法度，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，盖本乎此。又闻熙宁中，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，至萧何、曹参事，谓参不变何法，得守成之道，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异日吕惠卿进讲，立说以破之，谓法有一年一变者，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光随而折之曰：「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，非变也。诸侯有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王不自变也。刑，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平国用中典，是谓世轻世重，非变法也」。观二臣之言，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。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，权宜而行者，致与成法或相牴牾。迩者陛下面谕群臣，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，今又发于清问，以求致治之效。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，真仁宗之用心矣。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，盖《春秋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，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。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宜用《春秋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。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，宜命之持循；忠正如司马光者，宜俾之讨论；变乱如张汤者，则诛之；异议如吕惠卿者，则斥之。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，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，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画一之法，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。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，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盖《春秋》之法，非孔子之法也，成周之法也，故杜预曰：「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」。经有书赏者，如锡命威公、锡命文公、锡命成公之类，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，非周公之赏也。有书刑者，如杀其大夫、放其大夫、杀其公子之类，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，非周公之刑也。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，不能革当时之奸弊，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，善劝而淫惧焉。我祖宗制赏刑之法，载在有司，画一之章，昭然可睹，创之者如萧，守之者如曹。未尝有滥赏也，而赏必当乎功；未尝有淫刑也，而刑必当乎罪。历世行之，弊无不革者，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，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。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，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，又献之英宗，又献之神宗，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。三宗既用其言，以致极治矣。光以清德雅望，执政于元祐之初，躬行其言以革时弊，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，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，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。我三宗真盛德之君，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。今者陛下躬亲万机，一新时政，斥逐奸邪，登用耆旧，禁锢者释，告讦者诛，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。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，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？臣不敢不陈其大槩。夫人主赏刑之大者，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。今陛下每进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，亲自识擢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。不然，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进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进也，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」。如是，则一人之滥进，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。陛下每退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，震怒而赐谴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。不然，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退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退也，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」。如是一人之误退，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。昔舜举十六相，而天下说其赏之当；去四凶人，而天下服其罚之公。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，以虞舜用赏刑为心，执《春秋》赏刑之权以御之，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？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，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，此特有司之职耳，非人主福威之大者，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。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谨按《春秋》书「臧孙辰告籴于齐」者，讥庄公不节国用，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节国用，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。书「作丘甲」者，讥成公不节国用，至于以丘而出甲也；书「用田赋」者，讥哀公不节国用，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。《春秋》书「告」者不宜告，书「初」者不宜初，书「作」者不宜作，书「用」者不宜用。臣由是知《春秋》赋税之书，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。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，不曰「政在生财」，而曰「政在节财」；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，不告之以生财之术，而告之以「盍彻」。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。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：「我以四海之富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，力亦可办。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可妄用？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」。呜呼，大哉言乎！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，器用止于漆素，衾褥止用黄絁。嘉祐间临轩策士，出《富民之要在节俭》以为御题，时吕溱赋曰：「国用既节，民财乃丰」。仁宗悦之，擢为第一。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，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熙宁初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对，论及救灾节用事，安石曰：「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也」。光曰：「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，民穷为盗，非国之福」。安石曰：「不然。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上用足」。光曰：「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见武帝不明耳」。司马光之名言，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、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。陛下自和戎以来，兵革不用二十年矣，是宜仓廪富实，贯朽粟陈，如成、康、文、景时可也，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。虽臣亦切疑之，岂国家用度之际，有所未节乎，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，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乎？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，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，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。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，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。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官可得而省也。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兵可得而省也。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，不止乎此也。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，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，今犹自若也。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，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，今犹自若也。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，岂宫中服浣濯之化，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？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，盖在乎此也。臣又闻之道路，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，易我有用之资财者。池台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，中贵外戚、便嬖使令、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，臣所谓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者，盖在乎此也。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，而海内至于富庶。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，以文帝及我太祖、仁宗恭俭为法，以《春秋》所书为戒，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？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，献生财之术，则臣不敢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犹未盛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，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，宜揽育才取士之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，《谷梁》因论古者有四民，而以士民为首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士者，治道艺者也」。又按经书「单伯送王姬」，《谷梁》曰：「单伯者，我之命大夫也」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，大国三人，次国二人，小国一人」。又按《公羊春秋》曰：「什一行而颂声作」。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，井田校室之制、大学小学之法、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。又按经赦许止之罪，《谷梁》曰：子生三月，「不免水火，母之罪也。羁贯成童，不就师傅，父之罪也。就师傅学问无方，心志不通，己之罪也。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，朋友之罪也。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，有司之罪也。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过也」。《春秋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，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范宁、何休之徒，从而发明之，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。我祖宗以来，取士于科举，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，养士于太学，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。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，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。进士科或用诗赋，或用经义，虽更变不同，而未尝不得人也。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，或出于科举，虽作成不同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。二百年间，名臣钜儒，建勋立业，背项相望，莫不由此涂出，可谓盛矣。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，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。自偃兵以来，复兴太学以养诸生，其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，一遵祖宗之旧，恩甚渥也。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虽曰犹昔，而人才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，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，往岁权臣子孙、门客省闱殿试，类皆窃巍科，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，而欲得人可乎？朝廷比因外台之言，例行驳放，士论莫不称快。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，严诏有司，谨取士之公法，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。至所谓作成者，盖欲作成其器，如鸢飞鱼跃，涵养其平日之刚方，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，非取其能絺章绘句，以媒青紫也。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，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，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，欲士气之振可乎？臣闻嘉祐间，仁宗以制科取士，时应诏者数人，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，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，欲黜之，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。仁宗曰：「朕以直言求士，其可以直言弃之邪」？擢寘异等。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命庠序去谤讪之规，科举革忌讳之禁，有司取忠谠之论。将见贤良方正、茂才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，如仁宗时矣，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，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欲官师之励，宜揽黜陟贤否之权。谨按《春秋》隐十一年书「滕侯」，至威二年别书「滕子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侯今称子者，盖时王所黜」。隐二年书「纪子」，至威二年则书「纪侯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子今称侯者，盖时王所进」。臣切谓《春秋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，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。又按经书，楚曰「荆」，《公羊》曰：「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国，国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」。何休释之曰：「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，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」。臣是以知《春秋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。故为臣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忠臣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忠臣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。为子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孝子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孝子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。我国家任官之法，上自公卿百执事，下至一郡一县之吏，无非以公道黜陟之，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。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，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，无非以公道训迪之，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。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。坐庙堂之上，与天子相可否者，是宰相之励其职也；立殿陛之前，与天子争是非者，是谏官之励其职也；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者，是御史之励其职也。百官励其职于朝，守令励其职于郡县，是以祖宗之世，内外多任职之臣，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。今陛下任贤使能，以建中兴之治，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，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虽曰犹昔，而治效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，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。曩者内外用事之臣，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，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，贿赂公行，其门如市，郡县之吏，其浊如泥，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。至于一言忤意，虽无罪而亦斥，睚眦之怨，虽忠贤而必诛。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，无复有唐虞考绩、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，求欲其尽瘁励职，可乎？若夫所谓训迪者，盖将以忠义训迪之，使其忘身徇国而已，非欲训迪其巧进取、善造请以事权势也。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，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，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？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，以其承积习之后，而馀弊未革故也。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，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，又其次者付之吏部，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。昔庆历中，仁宗黜夏竦等，用杜、韩、范、富以为执政，以欧阳脩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，鲁人石介作《圣德颂》以揄扬之。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，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。如是，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？臣伏读圣策，谓：「奸弊未尽革，财用未甚裕，人才尚未盛，官师或未励，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？朕欲参稽典策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」。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，思慕祖宗之深，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，可谓勤且至矣。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，且以《春秋》，为献。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：「尊其所闻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」。《春秋》之学，陛下既已深得之，复能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，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，奸弊不患乎不革；节俭行而天下化矣，财用不患乎不裕；取士公而贤能出矣，人才不患乎不盛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，官师不患乎不励。祖宗致治之效，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？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按先儒释《春秋》有变周之文、从周之质之说，又有商变夏、周变商、春秋变周之说。臣以谓《春秋》未尝变周也，特因时而救弊耳。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：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而不行。救其偏者，所以补其弊而已矣」。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，弊则修之，不可更造。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，臣恐风雨之不芘也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，可乎？若夫所谓「推而行之，有非其人」者，臣按《春秋》书「乃」一字，如「公子遂如齐，至黄乃复」之类，《谷梁》释之曰：「乃者，亡乎人之辞也」。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。又尝闻荀卿之言曰：「有治人无治法」。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，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，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，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，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。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，宋景之守文，魏相、李绛之奉行故事，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。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，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。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，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。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，可乎？若夫参稽典策之训，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，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，有司之成法在焉，朝廷之故事在焉。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。若夫讲明推行之要，则无若乎揽权。陛下提纲振领，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。陛下终策臣曰：「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得亲览」。此陛下导臣使言，臣不敢不尽言也。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，必将有听言之实。人臣遇得言之秋，不可无献言之诚。盖求言之路不常开，而得言之秋不易遇。今陛下开求言之路，而臣遇得言之秋，陛下有听言之实，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！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，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。按《春秋》书正者，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。《公羊》又有「君子大居正」之说。谓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者，董仲舒之论正也。谓人君所行必正道，所发必正言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者，刘蕡之论正也。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周文王，不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汉武帝。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，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，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，故能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见于《思齐》之诗。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，见于《羔羊》之诗。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纯被其化，又见于《驺虞》之诗。文王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化之如此。若夫武帝则不然，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，皆不正也。帝好谀也，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；帝好刑也，故张汤曲法以应之；帝好利也，故孔仅、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；帝好兵也，故卫青、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；帝好夸大也，故司马相如作《封禅书》以应之；帝好神仙也，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。武帝不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应之如彼。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，以武帝为戒，端厥心居以为化本，非正勿视，非正非听，非正勿言，非正勿动。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，而先察其正不正。是果正人也，其进则为治之表，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？是果不正人也，其进则为乱之机，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？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，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。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，是必不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，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？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，是必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益于我也，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？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必不正人也，是必阿大夫之类也，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，退之可矣。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未必非正人也，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，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，进之可矣。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，一云为无非正道，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殆见四方万里，风行草偃，莫不一于正矣。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，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，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。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，虽社稷之大计、天下之大事，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，况区区四者之弊，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！臣闻主圣臣直，惟陛下赦其狂愚，不胜幸甚，臣昧死，臣谨对。

唐宏覆海宇，臣妾万国。太宗皇帝之兵有以俘颉利，刊延陀，灭高昌，驿回鹘，几踣高丽，而强弩之末终不足以振鲁缟，仅以侯君集一战之力而和吐蕃。玄宗鼎盛之日，虽西方万里之远，而一叛一服，终不能得其要领。乾元后，陇右、剑南、西山，三州七关、军镇三百所皆失之。宪宗尝览天下图，见河隍旧封，赫然思经略之而未暇也。及敌运之既衰，尚恐惧弄兵，而吐蕃比于危亡矣。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玭复清水，收秦州，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，取六关，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，邵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，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，是岁大中建号之三年也。八月乙酉，河陇高年千馀见阙下，天子为御延喜楼，赐冠带，皆稽首易服。昔汉宣帝能得呼韩邪之朝，而卒不能得尺寸之地、什伍之众以有之；晋刘裕西灭秦、东灭燕，有以舒华夏之气，而暂得复失，皆未足为旷古之功。惟宣宗值此敌运之衰，不劳兵革之用，大刷祖宗之耻，收久失之地而复属中国之版籍，其亦千载之一时也欤！而今而后，沙州祀祖父之衣服不必复藏也，顺宪二庙之谥号可以议上也，伟矣夫，其振世之大烈也欤！土地人民之复，虽乘吐蕃之弱，兵不血刃，而纪独以为吐蕃献之，传则以为诸节度之力，《通鉴》所书与传不殊，今以为据。颂曰：

用夏变夷，昔人有言，天运不息，恢若转圜。常与愿违，弗副而愆，故为希阔，难遇之年。巍巍冠带，圣明所宣，中国是尚，仁义则兼。汉能服从，来朝呼韩，呼韩至欤，金朱吉蠲。然而犹曰，单于尔专，尔地尔民，尔其保全。越有华众，外方乃迁，天开大幸，既陨腥膻，复还古风，俨若衣冠。是真异事，可书之篇。唐有吐蕃，顽狡莫镌，系累吾民，彼效裘毡。子孙以传，敌运既衰，不劳中权。玭复清水，秦州肆连；仡仡季荣，复州曰原。兵威破竹，连取六关，李钦勉旃，安乐是还。钦绪出车，萧关亦搴，终焉郑涯，得扶以旋。八月乙酉，移御婵蜎，延喜载临，载抚载怜。谓汝中国，昔日民编，今堕边地，厥心载悁。天开帝历，帝历绵绵，反汝古服，欢声震天。欢声伊何，跻我圣贤，圣贤所制，帝王则然。酬我心曲，王化无边，彼之强敌，飞灰灭烟。昔我沙州，祀其祖先，汉腊弗知，泪涌若泉。今其反初，菏泽九乾。菏泽九乾，有道平平。韪矣斯举，大笔联翩，播在金石，传之亿千。